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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整個過程中有什麼令孔恩難受不已，他卻說不出那是什麼。

檢察官是個矮小男子，名叫赫爾曼·格羅特。他用小拇指推開話筒，指上戴著一枚刻有律師工會徽章的戒指。

「法官，我再問幾個問題就結束。」格羅特的聲音溫和謙遜。話筒下方亮著綠色指示燈。

「所以說，一月三日九點，你走進卓寧根街的丹尼斯漢堡店時意圖相當明確，是要去捍衛種族，就像你剛剛說的？」

孔恩傾身向前，對著話筒：「我的當事人已經回答過他和越南裔店主發生的口角。」紅燈亮起。「他是受到了挑釁。」孔恩說，「絕對沒有理由表明這是預謀。」

格羅特閉上雙眼。

「如果你的辯護律師說得沒錯，奧爾森先生，那麼當時你手裡拿著一根球棒也是純屬巧合嘍？」

「那是出於自衛。」孔恩插嘴說，情急之下揮舞著雙臂，「法官先生，我的當事人已經回答過這些問題了。」

法官俯視被告律師，用手摩擦下巴。大家都知道尤漢·孔恩是個辯護高手——孔恩本人更是清楚這一點——因此，法官最後帶著些微惱怒，同意說：「我同意被告律師的說法。除非檢方律師還有什麼重點要補充，否則我建議我們繼續，好嗎？」

格羅特睜開眼睛，虹膜上下兩端出現兩道細長眼白。他垂下頭，將一份報紙舉到空中，動作頗有疲態。「這是一月二十五日的《每日聞報》，第八頁有一則訪問是被告的意識形態同伴……」

「抗議……」孔恩說。

格羅特嘆了口氣：「我改變說法，受訪者是一個表達種族主義看法的男人。」

法官點了點頭，同時瞪了孔恩一眼，以示警告。格羅特繼續往下說。

「這位受訪者對丹尼斯漢堡店攻擊事件發表意見，他說我們需要更多像斯韋勒·奧爾森這樣的種族主義者，才能重奪回挪威的控制權。在訪問中，『種族主義者』這個名詞是尊稱。請問被告是否認為自己是『種族主義者』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種族主義者。」孔恩還來不及提出異議，斯韋勒便已回答，「我就是這樣使用這個名詞的。」

「請問你是怎麼使用這個名詞的？」格羅特微笑問道。

孔恩在桌子底下緊握雙拳，抬頭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審法官和兩旁的兩名陪審法官。這三個人將主宰他的當事人往後的命運，以及他自己今後數月在鐸德夏勒酒吧的地位。另有兩個一般公民，他們代表人民，代表普通人所認為的正義。大家習慣稱他們為「非職業法官」（LayJudges），但也許他們已察覺到這個稱呼過於近似「玩樂法官」（p1ayJudges）。法官右邊的陪審法官是個年輕男子，身穿廉價實用的西裝，幾乎不敢抬起雙眼。法官左側的陪審法官是個略顯豐腴的年輕女子，似乎正假裝自己跟得上審判進度，同時卻伸長下巴，好讓她剛開始成形的雙下巴不會被映照在地板上。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，他們對斯韋勒·奧爾森這種人有什麼了解？他們又想知道些什麼？

八名證人目睹斯韋勒走進那家漢堡店，手臂下方夾著一根球棒，和老闆何岱互相咒罵了幾聲，然後斯韋勒舉起球棒便往何岱的頭部敲了下去。何岱現年四十歲，越南裔，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難民乘船來到挪威。斯韋勒揮出球棒的力道猛烈，致使何岱日後再也無法行走。斯韋勒再次開口時，孔恩已經盤算好，要用什麼說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。

「種族……主義，」斯韋勒在他的稿紙中找到定義，念道，「是一種對抗遺傳疾病、墮落和毀滅的永恆努力，也是一種創造更健康的社會和更優質生活的夢想與渴望。種族混雜是一種雙向的種族滅絕。在一個計劃建立基因庫來保存小甲蟲的世界中，人們能夠接受的人類種族的混雜程度，足以摧毀自身經過千萬年進化而成的生物。令人尊敬的《美國心理學家》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，五十位美國和歐洲科學家提出警告，抑制遺傳理論的爭議會帶來危險。」

斯韋勒頓了頓，朝十七號法庭怒目掃視一周，抬起右手食指。他的頭轉向檢察官，孔恩可以看見他後腦勺和脖子之間颳得乾乾淨淨的一圈脂肪上，刺著蒼白的「勝利萬歲」[2]——一個無聲的尖叫和怪誕的圖樣，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詞句形成強烈對比。隨後的靜默中，孔恩聽見走廊傳來嘈雜聲。午餐時間到了，十八號法庭已休庭。時間一秒一秒流逝。孔恩想起他讀過關於希特勒的描述：希特勒在大型集會上為了讓演說收到效果，常會停頓長達三分鐘。斯韋勒繼續往下說，同時用食指有韻律地敲擊，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進聽眾的腦子裡。

「你們若是想假裝這裡並沒有發生種族鬥爭，那你們不是瞎了，就是叛國賊。」

他拿起玻璃杯喝了口水，那杯水是法警放在他面前的。

檢察官插嘴說：「而在這場種族鬥爭中，只有你和你的支持者有權利發動攻擊，是嗎？今天你有許多支持者來到了現場。」

旁聽席上的光頭族發出噓聲。

「我們不是發動攻擊，我們是採取自衛。」斯韋勒說，「這是每個種族的權利和義務。」

長椅上傳來一聲吼叫，斯韋勒聽在耳里，微微一笑：「事實上，即使是其他種族也存在著具有種族意識的國家社會主義。」